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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喻，大学哲学系教师，教龄超过20年，正高级职称。在经济院校中做哲学教授，属于教授当中的边缘群落，论收入，甚至比不上效益好的院系的讲师们，但自我感觉在学校中的地位要远远超过他们，是属于学校中的中间位置。
随着像鲁喻一样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具有中流(又称作“二流”)特征的社会正在出现。
“中流认同”正在形成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当以收入、财产等硬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很多人都不认可将自己归入较高层次中。但当这种指标变得相对软性，甚至是一种主观感受时，这种衡量的结果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类似中国的这种状况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就已经显现。1958年起，日本总理府宣传室每年举行一次“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从社会一般的眼光来看属于何种程度?”另外，日本一些学者也从1955年起，每隔十年就会举行一次“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类似的问题是，“假设将现在的整个社会总体分为五层，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层?”。
调查结果发现，在“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层次中，选择“中上、中中、中下”这三个层次中的人越来越多，直至19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有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三个层次当中的人。日本媒体给这个群体起了一个名字叫“中流”。
“中流”与“中产阶级”虽然都可以形容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区别却是明显的。“中流”更加注重人们所占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社会威望的大小，同时也与家庭背景、交际范围、学历、职位等因素有关，而中产则更多的强调经济能力。当将“中流”和“中产”并列作为选项时，有56%的人选择“中流”，而“中产”只占29%。根据媒体的估算，自我认同“中流”地位的人，在日本超过了1亿人。
同样的调查在中国也曾进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延东及其课题组曾在2002年10月至11月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000名城市居民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高层、中高层、中层、中低层、低层”这五个层次中，选择中间三类的人数比例达到了83.8%。赵将之总结为“中间阶层认同”。
波兰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曾指出，如果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认知上倾向于阶梯式分层模式而非两极对立的阶级模式，则说明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属于中间阶级或阶层。而根据赵延东的调查，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正表现为一种阶梯式的阶层结构，多数公众认可自己处于中间阶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将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定义为，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非体力劳动，以知识与技能服务于社会，家庭年收入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大城市居民。根据他们在2002～2004年间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五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进行的电话调查和深度访谈，可以看出中国的中间阶层们有较强的政治参与热情，偏好文艺、财经、自然科学等类别的读物，20%的中间阶层的人会再看一些周报(刊)或周末报，这个比例几乎是其他群体的两倍。而涉足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文化活动的则较少。
《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针对中国的新兴阶层也做过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城市人越来越注重个人生活和爱好，72%的女性认为追求快乐更重要，而持这一态度的男性为63%。在购物行为上，生活在南方城市如广州的被调查者精于讨价还价，而北京人则看重的是商品质量，上海人则有较强的品牌意识。他们平均每年外出旅行的次数为5到8次。大都市化生活方式，奉行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追求快乐，注重个人权利和满足个人需求成为这个群体的主流心态。
靠不住的“中流”？
但是，与众多发达国家的“中流”们不同，中国“中流”们自我定位显然偏低。根据赵延东的研究，中国被调查者认可“中低层”的比率达到26.5%，中高层只有10.4%。而这一数字在美国是“17.4%”和“15.7%”，日本则是“24.4%”和“12.5%”。显然，在中国，自我认可中低层的比例偏高，而中高层比例偏低。
赵延东认为，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中国社会人群表现出一种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倾向。
事实上，这种向下“偏移”在日本已经成为现实。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在2005年年末出版《下流社会——一个新集团阶层的兴起》，讲述了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经历多年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日本社会分流日益严重，原本位于主流的“中流阶层”开始向下流动，那个曾经号称“一亿中流”的日本社会已经开始崩溃。
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他们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收入降低，更集中表现为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动力普遍低落，他们没有进步的企图心，“对人生热情低下”，甚至产生“怎么样努力也没有用”的念头。